模拟真实业务周期性造假，金通灵赔付投资者7.7亿元

转自：北京日报客户端

1月7日，持有金通灵股票的投资者王先生“割肉”离场，自1月6日该公司股票复牌并被实施*ST风险警示以来，短短两个交易日股价累计跌幅近10%。

2025年12月31日，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南京中院”）对金通灵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作出一审先行判决，判令其向4.33万名投资者赔偿损失共计近7.75亿元。此案波及范围广泛，除上市公司外，多家券商及会计师事务所亦牵涉其中。

金通灵案是资本市场进入强监管周期后又一标志性案例，在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推动下，此案得以高效审结，彰显出我国资本市场法治化进程的持续迈进。

长达6年的“财务魔术”

南京中院的一纸判决，揭开了金通灵连续6年财务造假的真相。令市场震惊的不仅是其造假时间跨度之长，更在于其造假手段复杂精密。

“这起案件已不是简单的财务注水，而是一套精心设计、包含了虚增与反向虚减的组合操作。”投资机构代表宋奇峰对《法人》记者直言。

深入分析金通灵的造假手法，可发现其财务舞弊行为呈现出明显的“节奏控制”特征：在2017年、2018年、2021年和2022年，该公司通过虚构合同、提前确认收入等手段，累计虚增营业收入超过11亿元，虚增利润总额超过4亿元；在2019年和2020年，该公司则进行反向操作，通过计提大额减值准备、延迟确认收入等方式，大幅“洗低”利润，其中2019年虚减利润的幅度高达披露利润总额的5774.38%。

除此之外，金通灵通过2019年至2020年的财务“大洗澡”，为未来年份预留了利润调节的“蓄水池”，使其可以通过资产减值转回等方式，在未来轻松“创造”利润。这种“高低搭配”的操作，背后暗藏精密算计。

宋奇峰分析：“单一方向的造假容易被趋势分析识破，而‘有增有减’的波动，更能模拟真实业务的周期性，也能平滑各期数据，避免引起审计机构的过度警觉。”

从已披露信息看，金通灵财务造假行为涉及多个业务单元及子公司，造假链条完整且环环相扣。引人注目的是，在长达6年的财务造假期间，金通灵同步完成了一系列资本运作：包括2017年、2019年的两次非公开发行，2018年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，以及2021年的债券发行。这些融资行为均以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依据，而相关报告所依赖的，正是该公司长期造假的财务数据。

在宋奇峰看来，持续融资的需求可能是驱动该公司长期系统性造假的关键动因。“光鲜的财务报表既能维持股价、稳定投资者预期，也能为后续再融资创造有利条件。而新募集的资金，可能被用于填补以往造假所形成的财务缺口，从而陷入造假——融资——补缺的恶性循环。”

“看门人”何以集体失守

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，金通灵不仅持续开展年度审计，还顺利完成了多轮融资。然而，由多家券商和会计师事务所构成的“看门人”体系，却层层失守、履职失效。

以券商为例，国海证券、光大证券、华西证券分别作为金通灵2017年、2018年及2019年相关股权融资项目的持续督导机构，在各自督导期间，均未能识别出公司长期存在的系统性财务造假问题。同样受到质疑的还有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，尽管其审计团队完成了常规执业程序，但始终未能发现异常迹象，直至监管介入后，造假行为才最终暴露。

从监管处罚决定可见，虽然不同中介机构失职表现各有不同，但根源均在于执业过程“形式重于实质”，未能真正触及业务核心。具体来看，尽管监管明确要求工作底稿必须完整、真实记录所有审计程序与职业判断。但实际上，底稿的“形式完备”并未转化为真正的审慎执业，也未促使相关机构对业务真实性与财务数据合理性展开充分、有效的实质性核查。

一位接近涉事券商的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，部分券商内部存在项目团队与客户深度绑定的现象，导致其缺乏主动排查风险的动力。“持续督导往往被视为‘维护客户关系’的手段，而非风险控制的真正环节。”

该人士进一步指出，审计机构出现集体失察，往往并非单纯的技术疏漏，而是系统性薄弱的体现——包括独立性不足、执业审慎性欠缺、内部控制失效等问题。尤其在长期合作关系下，审计人员易陷入“信任惯性”，未能保持应有的职业怀疑，导致本应坚守的“看门人”防线名存实亡。

金通灵案曝光后，中介机构声誉再度承压。据了解，已有券商着手内部整改，措施包括：提高项目准入标准、强化尽调深度；赋予质控部门更大独立性与决策权；并将项目质量与风控实效纳入核心考核，改变以往单一依赖业务收入的评价体系。

“以往重开拓、轻风控的模式已难持续，未来专业能力与职业声誉，才是机构的核心竞争力。”上述业内人士表示。

制度塑造投资者维权新生态

2020年实施的新证券法确立的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，正加速从法律条文走向司法实践。继康美药业、泽达易盛等标志性案件之后，金通灵案再次适用该制度，进一步推动了其在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领域的普及与深化。

“以前遇到类似情况，首先考虑诉讼成本，整个过程耗时费力，最终获赔金额可能还覆盖不了支出。”一位投资者坦言：“现在只需关注公告，符合条件即可自动获赔。”投资者亲历的维权方式之变，正是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最直观的创新体现。

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兆全向记者介绍，在传统采用“明示加入”的集体诉讼中，投资者需要主动登记、委托，维权门槛高、成本大，导致大量中小投资者因信息不对称、嫌麻烦或得不偿失而放弃权利。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采用“默示加入、明示退出”原则，彻底改变了这一逻辑。它将“不维权即视为维权”的便利赋予投资者，实现了从“投资者主动找维权”到“维权服务主动覆盖投资者”的转变。这极大地降低了中小投资者的维权门槛，实现了司法程序对中小投资者的实质性赋权。

杨兆全表示，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本质上是将维权的主要成本和精力，从投资者一侧系统性、制度化转移到专业维权机构和违法主体一侧。“这不仅是一种‘倾斜保护’，更是通过制度设计，从根本上矫正了中小投资者在维权中的弱势地位，让维权从可能变为可行。”

杨兆全进一步指出，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通过系统性重塑市场各方的成本函数，推动市场从监管驱动型合规，向市场内生型治理转变。对于上市公司而言，违法成本已从有限的行政罚款，升级成巨额民事赔偿风险，这将从源头上遏制财务造假的冲动；对中介机构来说，“看门人”职责被赋予了明确的经济后果，失职将会面临巨额连带赔偿责任；对投资者而言，维权方式从“单打独斗”转变为“集体行动”，维权预期从消极被动转向积极乐观。

在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下，一个造假代价高昂、“看门人”履职到位、投资者权益可期的良性生态正在加速形成。据统计，目前至少有5起案件适用或准备适用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。而成功判例接连落地，正在塑造市场各方对这一制度的稳定预期。

来源：法治日报微信公众号

作者: 辛红